中国没有诞生“赏金猎人”这一职业，主要受法律框架、社会文化及执行机制三方面因素制约。
法律框架层面：美国赏金猎人的存在依托于私人保释制度，保释经纪人雇佣其追捕潜逃嫌疑人，核心是“谁保释谁负责”。而中国刑事司法体系没有私人保释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羁押与释放由国家公权力（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决定执行。对于“老赖”，中国采取“强制执行”制度，由法院执行部门负责，法院拥有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悬赏公告是法院穷尽法定措施后为获取线索的非常规手段，目的是辅助国家机器运转，并非授权个人独立追捕。同时，中国法律对“公民逮捕权”限制严格，普通公民不能随意抓捕他人，否则易触碰非法拘禁等法律红线，悬赏针对的是提供线索者，而非直接抓捕者。
社会文化层面：中国社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与公共秩序，倾向于通过集体或国家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鼓励个体英雄主义介入可能被视为对秩序的挑战。民众普遍认为抓捕“老赖”是警察、法官等国家工作人员职责，普通市民缺乏专业训练与法律授权，抓捕失误可能成为法律追究对象，风险与收益不成正比。即便有巨额悬赏，成功抓捕需侦查能力、跟踪技巧及心理素质，普通人难以具备，相比之下，提供线索风险小、收益有保障。
执行机制层面：法院通过大数据、天网系统、银行账户监控等技术手段高效追踪失信被执行人，削弱了对传统“赏金猎人”的需求。执行过程中，法院可请求公安机关协助采取强制措施，公权力合作是主要执行方式。法院悬赏公告本质是“告发奖赏”，鼓励公民提供信息协助执行部门，而非授权公民直接抓捕，是一种信息激励而非执行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