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古今”是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一大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与儒家经典《礼记》中所说的“疏通知远”，具有大体一致的内涵。主要是指史学家在运用历史知识时，要有高屋建瓴、融会古今的见识。这其中既包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涉及对当前历史动向和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会通古今”的治史模式具有气势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揭示历史特点的独特作用，因而在博得史家青睐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偏爱。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通史著作的一再出现，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当然，通史著作的流行，也有其深刻的背景和意义。清代史家章学诚就曾在《文史通义·释通》中，以专门篇幅集中论述了通史的优点：“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章氏弓估论今，逐一讨论通史著作的所谓“六便”、“二长”，议论之详，评价之高，可谓空前。即使站在今天的高度，会通古今的治史方式，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会通古今的治史方式要求人们要有通变意识。所谓通变意识，就是说整个历史都是不断变化的。只有通过变化，历史才能前进。只有通过变革，社会才能发展。古代哲学著作《周易》是反映通变思想的渊薮，历史上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司马迁以通变思想写《史记》，他明确标示其著述宗旨是“通古今之变”。戊戌变法的急先锋梁启超不仅发挥了《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法通议·自序》）的通变思想，还将当年司马迁“承敝通变”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论不变法之害》）。通变意识中不仅具有物极必反、盛衰转化的辩证思想，也蕴含着人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只要我们以通变观点看问题，就会在注意到历史经验、古今联系的同时，注意到古今的不同和当前变化，制定出新的对策。其次，会通古今的治史方式要求人们要科学地把握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揭示以往漫长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客观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前人经验和知识，还要利用这些规律、经验和知识阐明我们时代的发展动向，最终达到为当代社会服务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