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两军节度留后”中的“留后”是唐代中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的一种代理官职，在吴越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
“留后”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中后期，其本意为“留镇后事”。最初，它是宰相遥领节度使（身居京城无法赴任），或地方主官外出征战、入朝述职时，需专人留守临时代行职务的称谓。这一角色是维持地方稳定的过渡安排，本质上是“非正式代理长官”，权责虽大，但名分暂缺，必须等待朝廷后续正式任命（“旌节”）才能“转正”。例如，地方节度使入朝觐见皇帝时，会委派亲信或副职留守，确保辖区事务正常运转。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衰落，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下降，藩镇势力崛起。“留后”逐渐脱离朝廷掌控，成为藩镇固化权力的工具。在中央尚能与藩镇制衡的阶段，留后仍需经过朝廷任命，是衔接主官交替、稳定地方秩序的合理安排；但当藩镇彻底走向自治，节度使去世后，其子弟、亲信或军中悍将往往抢先“自称留后”，先掌控军权与地盘，再凭借实际资源反过来寻求名分上的合法性。此时，“留后”已从临时性职务演变为藩镇内部权力交接的固定环节。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愈发薄弱，“留后”成为地方势力权力交接的标准流程。尽管藩镇实质上已形成独立王国，但仍需借“留后”名分等待朝廷的承认和册封，以此规避“僭越”的骂名，减少政治风险。例如，吴越国作为这一时期的地方政权，选择“留后”自称，既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谦抑和臣服，避免被视为“僭越”，又通过这一称谓在权力交接时寻求政治合法性，保持内部稳定。钱弘佐继位时，虽继承父亲王位，但外有后晋朝廷审视，内有权臣与军中派系暗流涌动，他选择以“留后”身份临朝，直至后晋特使带来皇帝玉玺，才获得“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