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翠珊效应
史翠珊效应，源于2003年美国歌手、演员芭芭拉·史翠珊的一起法律诉讼案件。史翠珊起诉摄影师肯尼思·阿德尔曼和网站Pictopia.com，要求移除阿德尔曼所拍摄的12,000张加州海岸摄影中含有的对史翠珊住所的空中摄影，以保护其隐私。然而，这场诉讼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史翠珊败诉后，次月有多达420,000人前来浏览阿德尔曼的网站，使得原本不为人知的事件广为人知。
2005年，美国博客作家麦克·麦斯尼克首次提出“史翠珊效应”一词，用以描述这种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使该事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现象。用中国成语来概括，即“欲盖弥彰”。史翠珊效应揭示了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悖论，即有时候对信息的过度压制反而会引起公众更大的兴趣和关注。
二、阿贝尔和《杜歇老爹报》
《杜歇老爹报》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由阿贝尔在巴黎创刊于1790年。杜歇老爹是法国民间戏剧中的角色，以其机智灵活、疾恶如仇的形象深受法国人民喜爱。因此，该报纸以“杜歇老爹”命名，也寓意着其将代表人民发声，揭露社会不公。
《杜歇老爹报》创刊初期态度温和，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和保皇派面目的暴露，它开始猛烈抨击贵族和天主教，成为革命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该报紧跟形势，旗帜鲜明，文字通俗，文笔泼辣，深受人民喜欢。阿贝尔作为主编，认为“神圣的断头台”是解决一切问题最彻底的手段，这种激进的思想也体现在了该报的报道和评论中。
《杜歇老爹报》不仅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人民诉求，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它作为“长裤汉”（城市贫民）的机关报，为底层人民提供了发声的平台，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
三、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在传播学领域有着重要贡献。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这些课题并未引起像P·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批判学派强调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媒体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批判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媒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功能。
此外，批判学派还提出了传播过程中的“符号暴力”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用以描述媒体如何通过符号和文化的传播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也为人们理解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的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尽管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有趣线索，但由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的限制，这些线索并未得到充分探讨。然而，这并不影响批判学派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史翠珊效应、阿贝尔和《杜歇老爹报》、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信息传播、媒体与社会发展以及媒体与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也为人们理解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