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述仁的解放之路始于解放大军到来的那一刻，解放军与政府干部的作风和思想品质深深打动了他。这些来自各地的南下干部，尊重少数民族，为各族同胞办了许多好事，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刀述仁学到了很多，更认识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
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始，刀述仁被安排“学习”，与他一起的都是需要改造的上层人物。学习结束后，他加入费孝通教授建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选择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史，这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熟悉和与宗教领袖的交往。在云南大学进修，师从方国瑜、汪应良两位教授，他不断查阅资料，阅读典籍，研习佛经，参加实践活动。之后，他参与民族研究所工作，知识不断丰富，对佛教经典和教义的理解超越了家庭的灌输，成为一种精神信仰。
文革期间，刀述仁在民族研究所受尽了斗争，后被送往思茅地区接受监督改造，整整9年，他与家人音讯隔绝，生活困苦。然而，他的体魄、毅力、知识和对佛教的信仰使他能够乐观面对。监管者逐渐接纳了他，他们一起下田务农、打猎、诵经念佛，直至母亲病危，他才得以回到故乡。即使现在，他对保护过他的非亲非故群众仍感怀于心，不论在何处，只要群众找他办事，他总会尽力。
在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时期，是刀述仁思考最多的时期。他变得稳健、严谨，待人接物及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迈进。这也是他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为他后半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等典籍。这一切为他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云南边陲省份的特殊性在于边界线长、与境外交往频繁、少数民族多、信奉佛教的人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落实宗教政策关乎边境的安定团结。于是，刀述仁参与恢复了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他决定从佛塔的开光法会入手，促进宗教政策的落实。经过多次努力，德宏地区九死一生的长老伍并雅·温撒终于同意返回故乡主持仪式，这一举动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信任。
面对地方宗教干部的担忧与困难，刀述仁主动承担责任，将佛塔开光仪式安排在夜间进行。后来，各种佛事活动持续了三天，十几万群众聚集边境，秩序井然，边境呈现出宁静祥和的气氛。地方干部逐渐理解了云南省佛协，伍并雅·温撒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后来，他把教务工作交给弟子们管理，回到故乡，根据傣族佛寺办学的传统，使当地佛教教育蓬勃发展，所有适龄儿童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在刀述仁的推动下，云南省佛协加强了对全省僧人的教育，在各地举办了培训班，所有寺庙僧人都参加了培训。现在，上级主管部门为云南省批了经费，正式办起了云南佛学院。这标志着宗教教育在云南的进一步发展。
1997年第五届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在曼谷召开。面对李登辉利用机会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中国代表团团长丁光训大主教迅速应对，发表演说，抗议并起草严正声明，使大会的前两天成为是否驱逐“台湾代表团”的辩论会。中国代表团的坚定立场和处理问题的果断让国外新闻舆论震惊，对中国宗教界的政治立场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双版纳勐海土司刀述仁，西双版纳傣族，1938年生，1950年前曾任西双版纳勐海土司，由于年幼，由总头人刀承宗摄政。解放后，曾在云南历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西双版纳勐海劳动。1978年调云南省佛教协会工作，任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不久调到北京任中国佛教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